矫治问题少年，学校并非一无可为

被寄予“矫治者”社会期望的同时，中国的工读学校数量在半个世纪以来缩水过半。记者探访这一特殊“生态圈”时发现，目前工读学校面临招生难、教师待遇低、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有的工读学校甚至已经几年未招到一名学生。（2月12日《新京报》）

矫治问题少年，学校并非一无可为

2018年12月2日，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严格，持刀将母亲杀害。因吴某未满14周岁，随后被释放，其亲属表示想把他送回原校继续接受教育，遭到了其他家长的坚决反对，此事引发网络热议。《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可见学校并没有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的法定义务。

然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矫治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一方面过于强调“慎刑”，立场相对宽厚，一方面在专门教育上存在经费投入不足、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教育挽救效果不明显等欠缺。这使得地方司法部门在将犯罪的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时，往往表现出相当谨慎的态度，也使部分家长或亲属对专门教育产生不信任。

一部分家长或亲属希望孩子回原校继续接受义务教育，一方面是因为工读教育不景气，一方面是因为看重原校的人际环境更利于孩子恢复生活常态，避免孩子在工读学校滋生被社会排斥、隔离、抛弃的心理。其实孩子回原校接受教育并非不可行，一些国家的青少年犯罪惩治体系中就有“保护观察”，不剥夺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但要求其遵守法律、按时上学、定期会见保护观察员、在社区范围内活动、夜间在指定的时间段内不得外出等。在我国，出于防止道德风险的考虑，“保护观察”直接被忽略，而改为家庭管教或专门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家庭教育失范或失败的结果，这正是“家庭管教”引发尖锐批评的地方。近几年，虽然降低刑责年龄的呼声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但送专门学校已经开始常态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既然是体系，就应该凝聚和应用一切有利因素形成教育合力，使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锻造，比如军事化管理、司法救助、心理辅导、文化教育，当然也不能缺少“熟人环境”的感化。熟人环境的感化就是充分利用其以前构建的人际关系，给予其情感和心灵上的慰藉。未成年人往往对旧环境有着一种特别的依恋，也特别珍惜曾经的同伴情谊，在被专门教育“隔离”后，强烈的怀旧情绪很容易引起情感饥渴。如果连从前的同伴都与他划清界限了，无疑又是一种心灵伤害，这显然对其直面自身错误、重拾生活信心极为不利。

所以，在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被送专门学校后，当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好学校教育这一最具亲和力的情感力量。应鼓励原有班级师生利用班级群经常与其交流，也可以定期组织原有班级师生去专门学校探望，或适当向其开放班级活动日。要让其时刻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快乐，从而激发其尽快改过自新、回归学校的精神动力。政府应当为原有班级与专门学校的互动提供经费支持，并视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悔过表现，判断实行“保护观察”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