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综合改革迅速推进，眼下，落实到学校和教师身上的任务越来越重。遗憾的是，随着教师流动走校、学生分层走班、学区集团化办学等等改革措施的展开，匆忙应对的教师工作量大大增加，但相应的培训和待遇等却没有增加——根据一些规定，大笔经费只能用在项目上，不能用在人身上。”即使在贫困边远地区，校舍教室在推进改善，但代课教师拿不到工资的事情依然时有耳闻。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从事小学教育43年，做校长20多年的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在市长面前说出了许多校长的心声。她说：“在我校长生涯结束的时候，我越发觉得教育要敬畏规律！”以下为李烈校长的发言摘录——教育好像谁都能评说，谁都懂，政府也把教育放在首位，改革效果也很明显。但今天我想向市长、向各位代表呼吁的是，教育要敬畏规律，要为教育营造生态环境。政府要系统作为，要建设教育改革中的配套机制。 现今的教育投入“目中无人”举个特别小的例子，但是能典型地反映其中的问题。比如教师的培训，谁都知道一所好学校，取决于教师队伍水平的高低。谁都会说，软件其实比硬件更重要。但是，政府在教育软硬件的投入上，有悬殊。教育不是没钱，投入的钱挺多，但目中只有物没有人。比如现在提城乡一体化，名校到农村办学。政府给薄弱校投入，但这些钱只能用来搞基建、买设备，唯独不能给老师用，或是拿很小的比例用于老师的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又有很多规定，比如不能出国，香港也不能去。每天住宿、吃饭、交通等方面都有细致严格的规定，现在我们都没法带老师们出去培训。因为政府资金的绩效评价要求，一年前你就要为这个培训做非常细致的、但根本没法实现的预算。比如我们西城的名校长工作室，有十几位校长，一年会给几万块钱，但是你出去坐什么车、和谁去、请谁、住在什么酒店，提前一年就得做好，这个根本没法做。然后第三方专家团队，会按这个预算去评价，如果前面做得不准，那就是问题；如果做了预算因为特殊原因没有按时实现，这也是问题。优质教师为薄弱校做培训，为何不能有报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对于教师的培训，北京批了一笔钱。当时有个措施，考虑到农村薄弱校的培训层次不够，所以北京就分两批，命名了一些教师培训基地，任务是给这些学校老师培训。给到培训基地的钱，支出可以买设备，可以有学校建设需求，也有个很小的比例是用于指导教师的费用。一个学期结束了，我们的培训任务也做完了。到最后，钱下来时，规定却变了。比如拿我们学校来讲，只有45万是给到人头。这些钱是怎么给到人头的呢？我们当时代培了将近十位来自郊区的老师，这45万里含这些老师的吃住，含他们的活动经费，这样分配完了，所剩的钱就很少了。剩下的很少的这一笔钱，可以给指导老师搞活动或买点东西，但当初承诺的是，这些指导老师出色地完成本职任务之外，额外承担这些任务，会给指导费，最后一分都没给。因为钱是打到学校账上的，有额度限制，一分都不能给到老师。这是个很大的反差。如果没有钱，大家不会在乎，但是这么多钱的教育投入，唯独缺老师的投入，而且是像这种名正言顺的指导费。这是明显没有道理的。看似事小，但反映的是大问题，就是这种对软硬件投入的反差，不切实际。老师做得越好，我越觉得对不起他们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具体的事在教育口一线，大家涉及到的瓶颈问题，其实不是教育口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个区有权力能解决的。我们西城区配套改革，非常勇敢地出台了一个举措，就是评副高级教师的权力下放给集团，但是在评选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有些硬性规定是被市里限制的。所以改革当中，太需要配套措施了，不是想得挺好、有个布局和意向后，就可以轰轰烈烈搞起来，而当做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时，却没有新的应对。不仅仅效果会打折扣，人也经不起折腾。我这做校长的，觉得老师做得越好，我越对不住他们。因为看到教师团队的辛苦，只做加法不做减法，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我提这个问题是为了教育，希望改革必须系统进行。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相应机制的保证出台，不要太快、太猛地把方案放出来。教育尤其不能一刀切，不能和别的行业一个标准。有些大的原则可以和上面保持一致，但有的可以量身定做，为教育营造符合规律的生态环境，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结构性，都要考虑。事实上，李烈校长谈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教育工作者渴望突破的瓶颈。推进教育公平，切不可“目中无人”方展画 /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在东部发达地区，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学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各级各类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学生“有学上”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让每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实现了比较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是了不起成就。但我们国家这么大，区域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从目前来看，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学上”的问题，而是“上好学”的问题。在解决学生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教育的“硬实力”是一个前提。什么叫“硬实力”？按我的理解，它主要体现为物理性的、显性的层面，是教育的外部保障条件，但“硬实力”不是教育本身。 相比较而言，教育的“软实力”则表现为功能性的、隐性的层面，体现教育活动的内涵，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果说，教育“硬实力”是有了钱就能办到的，那么，教育“软实力”是有钱也未必能办到的。所以，提升教育“软实力”这项工作更艰巨，但也更重要。就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的“硬实力”已得到显著的提升。我们经常有校长到欧美去考察、了解当地的学校教育，回来后有一种自豪感，觉得他们的校园没有我们的大、硬件设备也没有我们好，甚至我们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已经超过欧美的很多国家的学校了。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教育公平政策的设计还固步于这样的思维，还着眼于把提升教育“硬实力”作为主要目标，还在保障教育“供给”上做文章，那可能会误入歧途。从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这些年来，我们建造的学校越来越豪华，校园的面积越来越大，教育的设施更新不仅越来越快，且还越来越先进。但这些教育供给的这些“条件”有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各级各类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教育信息化水平应建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发挥最佳的教育效果？至少，我们的政策设计者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要先研究这些问题。所以，教育“硬实力”的提升应该有一个边界，一味追求“硬实力”的高大上并非是科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至少在东部发达地区，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转变成能否解决“上好学”问题，教育“软实力”的提升应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与重心。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目中无人”的问题。看到的是经费、建筑、设备，没有“看”到学生，没有“看”到学生的诉求，没有“看”到我们所诉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体现学生需要……毋庸置疑，教育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不是必然的。当年西南联大在这么困难的办学条件下培养出了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西南联大的“硬实力”和现在的北大清华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怀念那个时期的“好教育”？！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目中无人”的问题。这种“目中无人”的倾向可能已侵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现有的相关政策中，具体政策制定时，我们可能还没看到“人”，看到的主要是经费、建筑、设备……还是物质层面的。我们没有“看”到学生，没有“看”到学生的诉求，没有“看”到我们所诉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体现学生需要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未来的事业，其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其作用的显现要经历数代，但是其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却又是当下时代的人，所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最考验执政者智慧的。